杜甫对陷贼官员的宽容态度及其原因考辨
孙微;肃宗收复长安后对陷贼官员分六等定罪,杜甫对此政策的态度究竟如何,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存在明显对立。杜甫友人郑虔、苏源明、王维、薛据、毕曜等人曾经陷贼,杜甫在诗中对他们均持宽容与同情态度,并无任何差别。旧注乃至当代学界往往从相关杜诗中解读出讽刺意味,实有悖于杜甫的淳厚性格,并非杜诗本意。杜甫之所以反对朝廷六等定罪政策,对陷贼官员持同情态度,是因为他本人在安史之乱期间亦曾亲身陷贼,这种经历使他深深理解陷贼官员之附逆实属情不得已,其根源均在于玄宗抛弃朝廷和群臣,故陷贼官员并不需要承担任何道德指责。或许是因为杜甫知晓朝廷对待陷贼官的严苛态度源自玄宗和肃宗,不便直接反对,故而并未在其诗中直接表明过对“六等定罪”的反对态度,致使后人对其态度把握不准,出现错误判断。
源流、漂流与合流——20世纪上半期匡亚明对传统文化态度的三次演变历程
朱鑫钰;20世纪上半期,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博弈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思潮更替的重要引擎,匡亚明此时已逐渐活跃于中国文坛。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经叶楚伧、朱季茕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随后结识了陈云、康生、恽代英、华岗、邓中夏、陈望道、郁达夫等中共党员。在理论学习、革命实践和人际交游中,匡亚明的思想不断更迭,经历了早年全盘肯定传统文化、到走向马克思主义、再到“否定之否定阶段”的肯定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这三个阶段。中国革命运动与他的人生际遇,构成了匡亚明青年时代思想更迭的两大动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及价值意蕴
周栋;宋欣;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理论,深入发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传统,创造性地对文明交流互鉴作出重要论述,其丰富内涵在于:文明交往的首要前提是各美其美、平等互尊,文明交流的基本态度是开放包容、和而不同,文明互鉴的实践路径是对话交流、合作共赢,文明发展的目标愿景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丰厚内涵对于推动融合创新发展、破除文明对话壁垒、重构文明交流范式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三重维度：价值、理念与路径
于云;陈宗章;思政课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要环节。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实践教学日益彰显出丰富的价值意蕴。在理念阐释层面,应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学生主动参与和教师主导相统一、价值导向和技术理性相统一、科学性和针对性相统一。在路径建构层面,一是搭建智慧场域,推进思政课实践教学场域智能化建设;二是培育核心能力,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数字素养和应用能力;三是强化技术伦理,明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边界;四是打造智教生态,构建思政课实践教学智慧教育生态系统,多措并举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育人实效。
范式转型与角色调适：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发展研究
张剑;姜语;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教育生态,也推动思政课教师角色转型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当前思政课教师角色正面临多方面的新要求、现实困境与调适需求。人机协同已成为教学新常态,终身学习能力跃升为核心素养,而教师作为情感引导与价值引领者的独特作用依然不可替代。现实困境则体现为教师自身的认知模糊与方向困惑、能力储备与素养结构的不足,以及人机协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感疏离与价值偏移。为有效回应这些挑战,需通过以下路径进行系统调适:教师应在价值层面明确坐标,重建育人主体性;借助体系化赋能机制,跨越智能素养鸿沟;创新教学互动模式,平衡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最终完成智能时代的角色重塑,切实保障思政教育育人本质的实现。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逻辑、价值与要求
黄兰兰;红色文化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民族精神、家国情怀的积淀,以深厚的理论内核、共同的历史根脉、深刻的时代关切等为逻辑理路,夯实红色文化何以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根基。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为出发点;以加强精神共鸣,强化文化浸润为契合点;以激发爱国之情,砥砺奋斗之志为落脚点,阐述红色文化为何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意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教学目标、教学主体、教学载体及教学实践等视角切入,探索红色文化如何融入的实践策略,提升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效。
仪式的三重下沉：重复、符号与情境中的周礼日常化路径——基于赫勒日常生活理论的仪式结构分析
于天泽;以周礼传统为核心的先秦仪式活动并非节日、祭祀等神圣时间的专属,而是深深地嵌入到了以士族为代表的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借助阿格妮丝·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可以更清晰地展示这一过程,仪式通过反复的行为让礼仪活动“习以为常”、通过符号象征生成可共享的集体共识,也能在具体情境中调节日常社会张力。在赫勒的理论视野下,仪式不仅作为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机制存在,也构成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日常性维度。仪式的仪行并不等同于惯性理解的压抑性规范,它也是周代制礼者们对理想社会建构的一次尝试。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国文化解读及其当代启示
吕嘉诚;鲁法芹;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的关键节点,是社会主义思潮大批涌入、竞相传播,并逐渐与中国现实社会相结合的重要时段。一战后西洋文明形象的破碎,以及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审视传统文化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绝佳的文化语境。在文化的转向与审视中,先进知识分子立足中国传统思想流派,对社会主义思潮做出中国文化式的解读,为民众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本土化赋予了文化支撑。重新审视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国文化解读,厘清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互动解读的内在逻辑,可以为“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创新提供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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